而且，如果法官过多的给予陪审团成员指示也会被认为是违反诉讼程序。
党组织通过党内法规形成并向权力机关提出自己的主张，权力机关又要依据国家法律进行审议表决，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冲突。那么，如何认识这些党政负责人之间的所谓大小高低？彭真说，我们是靠制度办事，党和国家都是按民主集中制办事，党内按党规、党法，国家按宪法法律。
对党组织提出的人选和主张，党员代表委员如果一律投赞成票，党的主张顺利上升为权力机关的意志，党内法规的内容及其执行结果就与国家法律衔接上了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一些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干预权力机关行使职权，人事任免领域的问题最突出。1980年10月25日，邓小平在同胡乔木、邓力群谈话时，就强调说，党的工作核心，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。党中央的这个精神几十年来都没有变。比如，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应当讲大局，既包括党和国家的大局，也包括一个地方、一个局部的大局。
党内法规应当适应这一要求，为党组织的酝酿决策规定特定的内容和程序，以保证向权力机关推荐出最合适的人选，提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所以，在这一意义上讲，党内法规是实现国家法律的工具和手段，舍此无他。如果党内法规的内容本身就不科学完善，党组织依据这个法规形成的人选和主张，权力机关是否应当照单接受？这个问题我们缺乏应有的研究和认识。但因有太多可选择的探究视角或路向，以致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异质众说、意见杂陈。
在法理学中，法的渊源无疑是最模糊、最易生歧义的概念之一。因为，法的方法乃基于本体，法源研究不能为了方法而模糊或游移自己的本体立场，后者更应当受到重视，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更为重要、更为基本的意义取向。论者由此也未能摆脱形成论的影子，因为将非正式的法用于个案实际是一种法官造法，在此方法论与形成论合流了。为此，法官必须知道到哪里发现现行的法，而法的渊源即客观法的（能够为法律适用者所识别的）形式或表现方式。
它应明确、坚定，而不能模糊或游移，因而它要强调法的实证性或正式性。这些称谓皆似有些意义模糊，所以另作表达。
在人类的思想史上，确有众多思想家都试图从实质内容角度探究法的根源或本源，观点甚多。当然，正式的法从来不可能真正完备，不可能完全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个案，因而在必要时裁判规范也来自陈金钊教授所称的正义观念、法理或习惯等，也正是在此，本体论与方法论发生了分歧。笔者感慨系之，遂撰此文。而它们最终要体现于法官对法的权威和效力的体认，对法的忠诚与服从，进而对法的正确识别，对此的强调又将我们的讨论引入了另一层面。
周旺生教授即称，法的形成过程总是基于某种动因和进路，选择和提炼一定的资源，以实现权力和权利的制度性配置的过程。韩荣和：法的渊源的位阶结构[J]．齐齐哈尔大学学报，2007（5）。其二，魏德士教授将法的渊源归于法的形式，这与上述观点密切相关，当也蕴涵了他所强调的宪法原则要求和基本法治精神。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经验事实，笔者对此的回答是，一个国家的法永远不可能真正完备，因而只有相对完备的实证法体系才是法和法制的真实，对此的体认也才是一种正确的本体立场。
法的渊源的价值实现[J]．法学家，2005（3）。[14] 这些观点皆高屋建瓴，从中可解析出两重要义： 其一，魏德士教授从宪法高度所强调的并不是法的发现的方法，而是法作为一种权威的存在，就要求法官对其忠诚与服从。
进一步讲，实证法正是基于权威发布这一事实而存在，[13]而该事实的标识正是法的形式。这便决定了，当正式的法不能应对现实个案时，那些正义观点、法理或习惯等自然进入他的视野，从而进入法的渊源范畴。
笔者关注到这样一种观点——有学者称，法的渊源不外是为个案的司法裁判提供理由，而后者实际分为两类：一类理由强调内容上的正当性，另一类理由则只强调其权威性。这一区分可谓意义重大，由此论者可以将源的追问从前者转向后者，[7]不仅使形成论观点背景化，避免了无谓争论，也为论者铺陈自我观点奠定了基础。分歧缘于两者不同的思维方式，后者依旧沿袭了源的思维——注重个案解决方案的来源，因而它欣然接受裁判规范之源的灵活性，接受所谓非正式的法，并据以解说法的渊源。重新研究法的渊源[J]．比较法研究，2005（4）。由此既摆脱那种终极或漫延式的溯源追问，也与上述形成论和方法论观点区别开来，最终则使法的渊源得以回归本义——法之所在，那里即法的栖身之所，即法的渊源。[1] 按照传统的解说，法的渊源是指法的来源、源泉，也称法源。
[12] 当然，这并非指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不重要，而是指法官不能从内容角度识别法的存在，因为这既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，也会因价值的多元、冲突而导致观点的差异和分歧，最终会有损于法的安定性、可预测性，有损于法治的基础。而由此决定，当法不敷应对现实个案时论者便自然引入正义观念、法理或习惯等，称它们为非正式的法，并将它们列入法的渊源的分类，于是有了正式渊源与非正式渊源之分。
[10]论者将法的渊源视为未然的法，13即尚未获得正式形式，自然要反对上述统一命题。11非正式的法是一个意义模糊的称谓，它只表明一种方法论的权衡，而不能表明一种本体论意义的存在。
参见瓦托夫斯基：《科学的概念和起源》，知识出版社，1961年版，第 13页。庞凌．试论法律渊源的识别[J]．江南社会学院学报，2003（3）。
正如拉伦兹所称，法的方法的最终问题仍是如何适当地认识‘法这个事物，[8]这位西方法学方法论巨擘也强调方法的本体论根基。6陈金钊教授将源的追问对象称为法源之法，并分为立法者之法和司法者之法。12它们实际属于政治学、历史学或社会学观点。而其最为重要的寓意在于，裁判规范并非法官裁判的当下自生、自在，而是另有来处，因而才有所谓从哪里来的源的问题。
它标志法的正式性、官方性，也标志法的效力或存在，因而既能使法简单明确地达成自我肯定，也便于法官识别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法的渊源即法的形式命题的建构，还是裁判规范源于法命题的逻辑延伸——前者在形式意义上进一步阐释了后者所称的法的存在，推进了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的意义取向，可以说，它们共同体现和强化了法源研究的本体论观点。
在实证意义上，法来源于立法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而以此为基点，源的追问自然要指向法的形成过程——进而指向影响这一过程的诸因素这种意义十分重要，因为其关乎个案的解决、受侵害权利的救济或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修复，法的渊源也由此凸显自己的实践性、技术性，很契合当今人们务实的时代心理，因此为众多学者所热衷。
但因有太多可选择的探究视角或路向，以致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异质众说、意见杂陈。上述两种观点，似乎令上述统一命题十分窘迫，难以正面回应。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才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基本观点：法即存在于它的各种形式之中，法的形式即法的栖身之所，即法的渊源。在实证意义上，法来源于立法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而以此为基点，源的追问自然要指向法的形成过程——进而指向影响这一过程的诸因素。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经验事实，笔者对此的回答是，一个国家的法永远不可能真正完备，因而只有相对完备的实证法体系才是法和法制的真实，对此的体认也才是一种正确的本体立场。当然，正式的法从来不可能真正完备，不可能完全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个案，因而在必要时裁判规范也来自陈金钊教授所称的正义观念、法理或习惯等，也正是在此，本体论与方法论发生了分歧。
这些看似简单的语义并非浅表，它们实际根植于法治、分权、依法裁判及合制定法等原则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法的渊源即法的形式命题的建构，还是裁判规范源于法命题的逻辑延伸——前者在形式意义上进一步阐释了后者所称的法的存在，推进了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的意义取向，可以说，它们共同体现和强化了法源研究的本体论观点。
就后者而言，我们目前的法律生活真正缺少的并不是法抑或良法（当然，对于良法的追求，我们永远在路上），甚至也不是法的方法，而恰恰是法的存在的权威性、至上性，尤其是司法者对此的体认，是司法者忠诚于法的立场和信念。正是由此，法的存在才易被忽视乃至无视，各种法外因素才易于登堂入室，充任案件处理的标准。
[12] 当然，这并非指法的内容的正当性不重要，而是指法官不能从内容角度识别法的存在，因为这既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，也会因价值的多元、冲突而导致观点的差异和分歧，最终会有损于法的安定性、可预测性，有损于法治的基础。这既是要求法官正确识别的基点，也在最高层面强调了一种法律至上、依法裁判的法治精神，而这也正是法的渊源的基本精神内涵。
